道德的勇氣（作者：羅家倫）

要建立新人觀，第一必須要養成道德的勇氣（Moral　Courage）。道德的勇氣是和通常所謂勇（Bravery），有區別的。通常所謂勇，不免偏重體力的勇，或是血氣的勇；而道德的勇氣，乃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現。「匹夫之勇」與「好勇鬥狠」的勇，哪能相提並論？

什麼是道德的勇氣？要知道什麼是道德的勇氣，就要先知道什麼不是道德的勇氣。第一、衝動不屬於道德的勇氣。衝動的行為是感情的，不是理智的，是一時的，不是持久的。他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，審慎的計畫，所以不免「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」。它的表現是暴烈（Violence），暴烈是與堅毅（Tenacity）成反比例的。暴烈愈甚，堅毅愈差。細察社會運動的現象，歷歷不爽。第二、虛矯也不屬於道德的勇氣。虛矯的人，決不能成大事。所謂「舉趾高，心不固矣」。我們所要的不是這一套，我們所要的是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」。對事非經實在考慮以後，決不輕易接受；而一經接受，就要咬緊牙根，以全力幹到底。他所有的勇氣，都是經內心鍛煉過的力量，以有程式的方式表現出來的。舉一例來說明罷，我有一次在美國費勒得菲亞（Philadelphia）城，看一出英國文學家君格瓦特爾（John　Dinkwater）的歷史名劇，叫做《林肯》（」Abraham　Lincoln」），當林肯被共和黨推為候選大總統的時候，該黨代表團來見他，並且說明因為民主黨內部的分裂，共和黨的候選人是一定當選的。他聽到這個消息，沉默半晌，方才答應。等代表團走了以後，他又一聲不響的凝視壁上掛的一幅美國地圖，看了許久，他嚴肅地獨自跪在地圖前面祈禱。我看完以後，非常感動，回到寄住的人家來，半夜不能睡覺。心裡想假如一般中國人聽到自己當選為大總統的消息，豈不要眉飛色舞，立刻去請客開跳舞會嗎？中國名劇《牡丹亭》中，寫一位教書先生陳最良科舉中了，口裡念到「先師孔夫子，猶未見周王，老夫陳最良，得見聖天子，豈偶然哉！豈偶然哉！」於是高興得滿地打滾。但是林肯知道可以當選為大總統的時候，就感覺到國家重大的責任落在他雙肩上了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是一件可快樂的事。凝視國家的地圖，繼之以跪下來祈禱，這是何等相反的寫照！

道德的勇氣是要經過長期鍛煉才會養成的。但是要養成道德的勇氣，必定要有兩個先決條件，第一是天性的敦厚，第二是體魄的雄健。就第一個條件說，一個人有無作為，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。不要說看人能否擔當國家大事，就是我們結交朋友，也要先認定他天性是敦厚還是涼薄，才可以判斷他能不能共患難。凡對自己的親屬都刻薄寡恩的人，是決不會對於朋友篤厚忠誠的。自然這樣的人，也決不會對於國家特別維護，特別愛戴的。所以古來許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標準，是寧取笨重，而不取小巧。倒是鄉間的農夫，看來雖似愚笨，卻很淳樸誠懇，到患難的時候講朋友。只有那戴尖頂小帽，口齒伶俐，舉動漂亮的人，雖然一時討人歡喜，卻除了做小官僚，做「洋行小鬼」而外，別無可靠之處。就第二個條件說，則體力與膽量關係，實在密切極了。二者之間，係數極大。體力好的人不一定膽子大；體力差的人卻常常易於膽子小。一遇危難，倉皇失措，往往是體力虛弱，不能支持的結果。《左傳》形容鄭國的小駟上陣，是「張脈奮興，陰血周作，進退不可，周旋不能」。所以把戰事弄糟了，用他們駕戰車上陣的國王，也就誤在這些馬的身上。馬猶如此，人豈不然。我相信膽子是可以練得大的，但是體魄是膽子的基本。擔當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嗎？

具備這兩個先決條件，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修養道德的勇氣。修養就是把原來的質素加以有意識的鍛煉。《孟子》所謂」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」，正是對於修養工作最好的說明。從這種修養鍛煉之中，才可以養成一種至大至剛的「浩然之氣」，一種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沮，黃河決於側而神不驚」的從容態度。修養到了這個地步，道德的勇氣才可以說是完成。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辦法，來從事於這種修養呢？

（一）知識的陶熔　　真正道德的勇氣，是從知識裡而產生出來的，因為經過知識的磨練而產生的道德的勇氣，才是有意識的，而不是專恃直覺的。固然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但這還是指本性的、直覺的方面而言。在現代人事複雜的社會裡，一定要經過知識的陶熔，才能真正辨別是非，才能樹立「知識的深信」（Intellectual　conviction）。知識的深信，是一切勇氣的來源。唯有經過嚴格知識的訓練的人，才能發為有系統、有計劃、有遠見的行動。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盤，只是他把算盤看透了！

（二）生活的素養　　僅有知識的陶熔還不夠，必須更有生活的素養。西洋哲學家把簡單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（」Plain　living　and　high　thinking」）聯在一起說，實在很有道理。沒有簡單的生活，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發揮的。社會上有些壞人，並不是他們自己甘心要壞的，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標準，一時降不下來，以致心有所蔽，而行有所虧。那佔有欲（Possessive　instinct）的作祟，更是一個重大原因。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，有兩個大臣相約殉國。兩個人說好了，一個正要辭別回家，這位主人送客出門，客還沒有走，就問自己的傭人豬餵了沒有。那位客人聽了，就長歎一聲，斷定他這位朋友不會殉國。他的理由是世間豈有豬都捨不得，而肯自己殉國之理？後來果然如此。中國還有一個故事，說一個貪官死去，閻王審問他的時候說：「你太貪了，來生罰你變狗。」他求閻王道：「求閻王罰我變母狗，不要變公狗。」閻王說：「你這人真沒有出息，罰你變狗你還要變母狗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他說：」我是讀過《禮記》的。《禮記》上說：「臨財母狗得，臨難母狗免」，所以我要變母狗。」原來他把原文的「毋苟」二字讀「母狗」，以為既可得財，又可免難。這雖是一個笑話，卻是對於「心有所蔽」而不能抑制佔有欲者一個最好形容。須知一個人的行動，必須心無所蔽，然後在最後關頭，方可發揮他的偉大。這種偉大，就是得之於平日生活修養之中的。

（三）意志的鍛煉　　普通的生活是感覺的生活（Life　of　Senses），是屬於聲色香味的生活，而不是意志的生活（Life　of　will）。意志的生活，是另一種境界，只有特立獨行的人才能過得了的。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，堅韌不拔的操行，所以「舉世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毀之而不加沮」。他有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氣概，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動搖他的信念，而他能以最大的決心，去貫徹他的主張。他是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；他不但「不挾長，不挾貴」，而在這個年頭，更能不挾群眾，而且也不為群眾所挾。他是堅強的，不是脆弱的。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難，而他的精神愈奮發，意志愈堅強，體力愈充盈，生活愈緊張。凡是脆弱的人，最後都是要失敗的。辛亥革命的時候，《民立報》的一位編輯徐血兒，以二十歲左右的青年，做了《七血篇》，慷慨激昂，風動一時。等到二次革命失敗，他便以為天下事不可為了，終日花天酒地，吐血而死、成為真正的「血兒」。這就是意志薄弱，缺乏修養的結果。至於曾國藩一生卻是一個堅強意志的表現。他辛辛苦苦，接連幹了幾十年，雖然最初因軍事敗衄，要自殺兩次，但是他後來知道困難是不可避免的，唯有以堅強的意志去征服困難，才有辦法，所以決不灰心，繼續幹下去，等到他做到了「忍」的功夫，他才有成就。

（四）臨危的訓練　　一個偉大的領袖和他的偉大的人格，只有到臨危的時候，才容易表現出來。世界上哪一個偉大的人物，不是經過多少的危險困難，不為所屈，而後能夠產生的？俗語說：「老和尚成佛，要千修百煉。」修煉的時候，是很苦的。時而水火，時而刀兵，時而美女，一件一件的來逼迫他、引誘他。要他不為所屈，不為所動，而後可以成佛。這種傳說，很可以形容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。張睢陽臨刑前說：「南八，男兒死耳，不為不義屈。」這種臨危的精神，是不因為他死而毀滅的。黃黎洲先生在他的《補歷代史表序》上有一段文章說：「元之亡也，危素趨報恩寺。將入井中。僧大梓雲：「國史非公莫知，公死是死國之史也。」素是以不死。後修元史，不聞素有一詞之贊。及明之亡，朝之任史事者眾矣，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，不亦可慨也夫！」這段沉痛的文字，豈僅指危素而言，也同時是為錢謙益輩而發。要知不能臨危不變的人，必定是怯者，是懦夫。只有強者才不怕危險，不但不怕危險，而且愛危險，因為在危險當中，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發揮。

中國歷史上，有不少偉大的人物，如文天祥、史可法等，是可以積極表現道德的勇氣的。十年以前，我和蔣先生閒談。我說，我們何必多提倡亡國成仁的人物，如文天祥、史可法諸位呢？蔣先生沉默了一會，他說：「文天祥不可以成敗論，其百折不回，從容就義的精神，真是偉大！」我想文天祥的人格、行為，及其留下的教訓，現在很有重新認識的必要。他最初不見用於亂世；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時候，才帶新兵二萬入衛。元朝伯顏函相兵薄臨安，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「講解」。他以抗爭不屈而被拘留。他的隨從義士杜滸等設計使他逃出。準備在真州起兩淮之兵，又遭心懷疑貳的驕兵悍將所扼，幾乎性命不保，逃至揚州，旋逃通州，路遇伏兵，饑餓得不能走了；杜滸等募兩個樵夫，把他裝在挑土的竹籃中抬出。航海到溫州起兵，轉到汀州、漳州，經廣東梅州而進兵規複江西。漢奸吳浚來說降他，他把吳浚殺了。江西的會昌、雩都、興國、撫州、吉安和廬陵的東固鎮，都有他的戰績。他的聲勢，一度振於贛北和鄂南。兵敗了，妻子都失陷了，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，再在閩粵之間起兵，又由海豐、南嶺打出來，在五坡嶺被執，自殺不死，路過廬陵家鄉絕食不死；解到燕京，元人起初待以上賓之禮說降他，以丞相的地位引誘他，他總是不屈，要求元朝殺他。若是不殺他，他逃出來，還是要起兵的。元朝也為這個理由，把他殺了。他在獄中除了作《正氣歌》之外，還集杜詩二百首，這是何等的鎮靜！何等的從容！他就刑時候的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」幾句話，不特留下千秋萬世的光芒，也是他一生修養成功的「道德的勇氣」的充分表現。他本來生活是很豪華的，經國難舉兵以後，一變其生活的故態。他的行為，有兩件特別可注意的事。第一是他常是打敗仗而決不灰心。當然他是文人，兵又是烏合之眾的義兵，打敗仗是意想得到的。但是常打勝仗，間有失敗而不灰心，還容易；常打敗仗而還不灰心，實在更困難。這是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精神。第二是他常逃，他逃了好幾次；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。他逃了還是去舉兵抗戰的。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，是表現什麼一種勇氣？做事只要是對的，成敗有什麼關係？「若夫成功則天也」，是他最後引以自慰的一句話。文天祥出來太晚了！文天祥太少了！若是當時人人都能如此，元朝豈能亡宋？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，而且是民族對外抗戰的模範人物！

必須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，才能做建國開基的事業！進一步說，若是真有準備殉國成仁的精神，一定能完成建國開基的事業！

「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！」